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嶼情達人﹕保育抗爭20年 爭回大嶼山美好價值

(2016年1月17日) 

【明報專訊】發展大嶼山,原本在梁振英上任特首後,在每份《施政報告》中都有提及。

多年來對大嶼山保育鍥而不捨的何佩嫻說,已數不清這是第幾次聽大嶼山要發展。

不過,她這次放慢了步伐,沒有像以往行動迅速地找資料寫報告、急着給政府反建議些什麼。

她說,抗爭幾乎二十年,難免灰心。

對於大嶼山,政府的行動力,發展總比保育快?「保育?得個講字咋喎。」

何佩嫻並非原居民,二十多年前,為了養病,才搬到大嶼山。

她與死亡擦身而過,總覺得大嶼山撿回她的命。大概那時開始,她就與這島同生共死。

九八年,她第一次聽見大嶼山要發展,與島上人組織起來捍衛家園;往後,很多村民有事總會找她,而不找村長。

大澳保育、貝澳水牛、延慶寺反骨灰龕、二澳發展,村民面對鄉郊勢力不敢發聲,她因為記住了保護大嶼山的初衷,幫得就幫。

她激進過,成果不是沒有,但今天再談發展和保育,她盼望政府與保育人別走極端,逢發展/保育必反,其實不能解決問題。

「就好像環團爭取多年,政府終於把不少地方劃成海岸保護區,但這幾年破壞仍然繼續發生。

為什麼?我翻看條文,原來沒有賦予執法權。我們若不認清楚問題,所謂保育,又有什麼意義?」

劃為海岸保護區,又如何?

破壞了亦無法監管

訪問當天,何佩嫻堅持帶我到如今的貝澳看。我們從大路走進小路,左邊一個貨櫃倒泥場,右邊是個草原,一隻牛在吃草。「這裏本來是濕地。」什麼是濕地?漁護署的網頁說,濕地一般泛指水陸交接地帶的自然生境,包括河溪和紅樹林,也可以是魚塘或農郊池塘。由於土壤被長期浸泡,生長有濕地特有的水生植物,擁有豐富動植物資源,是重要的生態系統。可是,這裏的濕地,乾塘了。貝澳雖然早被確認有重要生態價值,亦被劃為海岸保護區,但由於絕大部分都屬於私人土地,各有其主,裏頭縱有破壞活動,都無法監管。幾年前,居民告訴何佩嫻,貝澳兩條河流都被填了,濕地沒有水源,變成乾地,附近一帶如今建有新丁屋,甚至已賣出。

不擇手段 破壞生態 阻止保育

「我當時找好多部門,個個都推搪,說與自己部門無關,又說無法執法。最後我查看相關條例,才知道條例並沒賦予執法權。」眼前所見,大片草地沒什麼問題,遠處還有菜田,有農夫搞復耕。近年復耕爭議大,何佩嫻說,有些人會先復耕,讓濕地變乾地,破壞原有生態價值後,就更容易申請發展。「政府認為,耕田也是生態一種,但耕田有好多種,以往的濕地,是種水稻,水稻田有一種特別的生態系統。但若把濕地填高、變成菜田,那是旱地耕種,改變整個環境、地質,其實是破壞生態。」不止貝澳,大嶼山好多濕地都有類似問題。「幾十年前,大澳其中有個紅樹林,有大片水面,中秋時有三潭印月。後來大嶼山興建大佛,有人把泥頭倒在這裏的水中央,於是,紅樹林中央填出一塊棕地,有團體打算發展青年旅舍,最後被我阻撓了。幾十年前,已會倒泥頭做棕地,這是鄉郊發展的手法。」

看條文‧找部門‧寫建議書

剛柔抗爭 理性覓保育出路

本來是個中學老師的何佩嫻,談吐溫文,所謂抗爭,她相信深耕細作,看條文、找部門、寫建議書。年輕人或許認為她抗爭太溫和太理性,她說,「我毫不理性,連工也辭掉來做保育」。何佩嫻二十年來的抗爭路,不是未試過激進,用大聲公要求林鄭對話、以身擋截高官座駕,但如今回想大嶼山發展,她盼望在發展與保育的對立之間,找到出路。她認為,政府有好多事可以做,例如修補法例漏洞,解決地權問題,「地是他們的,我們總不能把有地權的人踢出去。但我們能夠容許多少?劃了保護區之後,要設什麼條件?」要完善規劃,政府也該先做關於土地生態的資料庫,常說不夠地、要找地,哪究竟什麼土地適合發展?社會的討論,從來沒有好的基礎,「現在反而是民間有更豐富的資料庫」。「這次新一輪的大嶼山發展規劃好重要,如果社會能找到出路,我們對下一代才有交代,否則這地方會愈來愈差,不適合人居住,不適合動物居住。你今天看見的,只是一小部分。」

發展諮詢 居民永無份參與

大嶼山雖然比港島大一倍,在九十年代以前,它還是個遠離巿區的地方,只住了數千人。八九年,殖民地政府提出「香港機場核心計劃」,決定在赤鱲角建新機場、起青馬大橋,大嶼山才開始大興土木,與發展扯上關係。回歸前後,大橋與機場雙雙落成,大嶼山自此被打通。九八年,規劃署進行「重整大澳發展研究」;○四年,時任特首董建華初次在《施政報告》提出發展大嶼山。十多年來,政府多次就大嶼山規劃,有人提議發展物流園、水上樂園、東方芭堤雅、銀紫荊廣場。在剛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,特首採納成立兩年的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,建議在東部發展商業核心區域、北面發展住宅、南邊發展康樂及旅遊,稱諮詢後會推出發展藍圖。每有文件推出,大嶼山人都覺得很驚訝,覺得規劃建議很滑稽,何佩嫻看過不少,覺得政府顧問的考察工夫其實很粗疏,沒認真了解當地環境、性格,「無論是當時的大澳,抑或今次諮詢,我們總沒份參與,永遠無機會坐上諮詢委員會的位置;我沒機會跟他們說,我現在說的這番話」。

有些委員,本身在大嶼山有好多地

這次發表報告的委員會有二十人,在成立之初已被保育團體批評大多是經濟發展界別人士,還有鄉事及梁粉委員,卻少保育及居民聲音。何佩嫻說,有些委員,本身在大嶼山有好多地,但她認為這不代表他們可以主導整個大嶼山的發展。「現在鄉郊的政治氣候,是由鄉事會和政府委任的人主導,真正在大嶼山生活的人,很多都沒有聲音,可以看到整個鄉郊的政治制度並不健全。」鄉村裏的事,民政事務處好多都授權鄉事會處理。何佩嫻搞保育,遇過不少人說不敢簽名支持,村民怕身分不被確認,死後連墳地也沒有,但同時墳地葬了不少非原居民。所以,村裏人有事,唯有找願意出頭的何佩嫻。她也不是未試過被威嚇,可是在恐懼之時,她想到了初衷,「我當初參與保育,是想完善這個地方,覺得值得才站出來。我怎能為了一時恐懼就放棄?」

大嶼山救了她一命

何佩嫻不是土生土長的原居民,無法在鄉村決策層面擁有話語權,但她比好多原居民也熟悉大嶼山的事。在大嶼山交通還未打通以前,九三年,何佩嫻到尼泊爾攀山後得了病,一直徘徊瀕死邊緣。「我在家養病,無論吃什麼喝什麼都瀉出來,沒法吸收,醫生卻找不出原因。病了半年,工也辭掉,體重只剩七十磅。」朋友建議她到大嶼山養病,當時的何佩嫻,對大嶼山的認識只有大佛和大澳。「第三天,我居然好起來,半年醫不好的身體,在大嶼山痊癒了。」不久,她在大澳佛教筏可中學找到教職,便索性搬進大澳,偶爾會跟當地環保組織行山,認識不少居民,「大嶼山與巿區不同,搬到這裏,很快就認識整個大嶼山的人」。

村民集思廣益 自己家園自己救

五年後,一九九八年,大嶼山人之間傳消息,說政府要發展大澳。「當時村裏村外的人,都對事情很關心,討論發展規劃是否會影響生活、環境。收到諮詢文件後,我們好快就組織起來,我記得,我們在大澳女青年中心搞了一場論壇,場內坐滿了人,我從未見過這麼多人。有住在棚屋的年輕人說,不明白為什麼要拆掉棚屋,再建棚屋博物館,『我們住在棚屋,已是一種活生生的文化歷史啦』。」居民自發着手寫一份反建議給政府,本來讀哲學、中文的何佩嫻,自學濕地生態,到濕地觀察、記錄,然後再找不同方面的學者專家印證自己的說法,她形容,那次的建議十分整全,包括歷史、文化、生態,「生態包括好多方面,河流、濕地、樹種、魚類。去到會議,要跟專家辯論,我不能輸給他們。好彩他們並不犀利,他們觀察的時間不多」。

無聊建設 破壞生境浪費公帑

她說,當時政府面對她的數據和資料,雖然沒法不同意,但仍是有很多建議並不採納。二○○二年,政府在停泊區旁重植一個紅樹林,以補償在發展新機場時的破壞,「那個位置,本來就是個紅樹林,為什麼要在它之上再植紅樹?環團說那兒只有零星紅樹,但紅樹林不一定要種滿紅樹呀,不同的紅樹林各有功能,這裏有好多魚,是孕育魚苗的地方」;同時,政府應鄉事會要求,在大澳增闢漁船停泊區復興漁業,面積大得可容納二百多艘漁船,但何佩嫻住在大澳十年,知道大澳明明只有七艘漁船。兩三年後,工程落成,她這天帶我到大澳看這個造價三億的漁船停泊區,空空如也,一艘漁船都沒有,但海牀就這樣被白白挖空了。

村民求助無門 議員政府總說沒辦法

何佩嫻其實一直主張說之以理。「你要說服人,一定要先講理。除非他不講理。她從來沒想要多事,但村民遇到問題,找不到人幫忙,議員、政府總說沒辦法。○七年,大嶼山延慶寺山坡被指斜坡有危險,土力工程署勒令修葺,寺廟無法負擔巨額費用,被迫出售土地。土地出讓後,寺裏的出家人開始被滋擾,最後有人向何佩嫻求助。「發展商斥資增加八千個龕位,他們想逼走出家人,然後在寺廟經營骨灰龕,這才爆發了全港寺廟的骨灰龕問題。」後來,她接觸更多類似的寺廟,「逼遷的方法往往很卑劣,從山坡上推石頭到寺廟、在吃素的地方扔骨頭、瘋狂男子裸着身體四處走,他們只是出家人,年紀也大,你逼他們走,他們可以去哪兒?他們只不過想在山上清修。我當時上到寺廟,真的想哭」。那時候,香港龕位嚴重供不應求,「延慶寺佛像前的龕位,一個可以賣八十萬,發展商當然不擇手段」。寺廟附近河流被截、樹林被斬,她向政府投訴,卻又因為那是私人土地,無法解決。何佩嫻從講道理的抗爭者變成激進派,她擋在高官車前,才爭取到他們與受害人直接對話的一次會議。「去到那一個點,我無法控制自己,很憤怒,為何世界會是這樣,容許這種事發生?」最後,事情鬧上立法會,推動了後來在二○一四年公布的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。

把事鬧大 生境被毁更快

但這種把事情鬧大的抗爭方式,在牽涉生態環境時,就不能只管衝動。二十年來,何佩嫻試過很多次,看到有生態價值的地方被破壞,把事鬧大至報紙,最後那地方被摧毁得更快。至今,何佩嫻仍為貝澳的水牛感到歉疚,她當初看見濕地被破壞,水牛被趕絕,就想利用傳媒向發展商施壓,想要阻止地主破壞濕地,「一在報紙說水牛重要,接着水牛就出事,被車撞倒、腳被刺傷」。大澳濕地一種叫廣瀨妹蟌的罕有蜻蜓也是一樣,「你說那裏發現稀有蜻蜓,那裏的濕地就被填得更快,現在幾乎已乾晒水了,都不知道還有沒有蜻蜓」。

「想規劃良性發展,不能走極端,你有好多方法阻止他發展,有勢力的人,也知道如何煽動原居民燒紅樹林,我們阻止不了。沒有了生態,你又談什麼保育?」發展與保育雙方爭持不下,對立二十年,何佩嫻身處其中,看到長此下去只會兩敗俱傷。「我們該反思,發展的定義是否太窄?為什麼起樓才叫發展?」她說,這是她幾十年來的體會,人為的發展,好多都不見得成功,「當初政府打算把屯門發展成工業村,到頭來現在卻是個住宅區,工業式微嘛;也像大澳的漁船停泊區,本來是想學長洲,但到大澳想發展時,時機已過了。人要主導一個地方的發展,那能力其實很渺小。保育團體總覺得不發展就最好,但每個地方都有它的規律,順着趨勢,人們選擇聚在這裏,你也無法阻止。只有我們認識自己的位置,在不足之處補足,這其實已是發展」。

嶼情達人何佩嫻(圖/馮凱鍵)

 


(圖/馮凱鍵)

 


(圖/馮凱鍵)

 


幾年前,貝澳居民投訴河流被截,附近濕地變旱地,最後還建了新丁屋。(受訪者提供)

 


何佩嫻本是教中國文化的中學教師,來到大嶼山,自學濕地生態,經常觀察和記錄。(圖/馮凱鍵)

 


濕地河溪被截,本來被水浸泡的土壤,如今變乾旱。(圖/陳嘉文)

 


在貝澳,不少本來是水牛棲息地的濕地被圍封,泥頭堆成小山丘。(圖/馮凱鍵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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